经由 简多明戈·穆奇（Giandomenico Mucci S.I.） “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看来躺在地面上，只要轻微一推，就可将其搬起。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紧紧埋在土里。但是，看，连这也仅仅是表象而已”[1]。如此，卡夫卡（Kafka）的叙述强调了生命的脆弱性。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死亡让整个世界处于困惑之中。
有人说，现今关于死亡的论述自形而上学的终结以来已逐渐被边缘化[2]。实际上，鲍曼（Bauman）提出的“液态人”理论认为人完全生活于瞬息的演变和运动之中，这使他无法保持稳定和连续性，也正因此，出于希望的设想会落空。剩下的只是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即焦虑和恐惧[3]，因为没有人能免受时间的折磨[4]。因此，死亡在当今已被边缘化的论述是很不明智的。也许，没有人对它进行明确的表述，好像想要像驱魔一样将它赶走，但是，对于那些想对死亡无处不在的统治缄默不言的人来说，它的幽灵出没于那些暗示它的言论中，隐秘且让人不适。
人们因此讨论土葬和火葬的利弊[5]、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以结束痛苦的权利[6]、侧重死亡的生物学面向而忽略其宗教信仰面向和二者之间的冲突、住院和对于病人的恐惧、姑息医学，讨论医药工业正在研制的被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称为“哀悼的疾病”的抗抑郁药[7]。也不乏那些以神秘抒情的方式说“我们痛苦的终结”的人[8]。
关于“世俗”对于死亡的生物学面向的坚持以及对其宗教面向的沉默，应回顾一下雷莫·博德伊（Remo Bodei）对尼西亚信经的“死人的复活”（resurrectio mortuorum）和“来世的生命”（vita venturi saeculi）的简短评论。“对这些期望的‘世俗’回应还在于，不要嘲笑它们，要充分理解其含义，要意识到：对这些希望的简单否定会减损我们的人性，我们的死亡含义深刻，不能被简化为呼吸或大脑活动的停止”[9]。“世俗”哲学家这样说。
天主教作家伊塔洛·阿利吉耶罗·基萨诺（Italo Alighiero Chiusano）则请那些虔诚奉献社会、献身慈善事业以及宣扬团结和尊重少数和差异群体的信徒，不要忘记那些被教会视为真理，而往往被“世俗”看作是神话或迷信的信条：天主圣三，基督的复活，玛丽亚的形象，个人和社会罪恶的严重性。在这些真理中，既有死亡的圣经含义，也有尘世死亡后的永生[10]。
但是，作为证明至少关于死亡的论述没有被边缘化的证据，值得提到的是《死亡的超性认知》（Seeing beyond in facing death）国际大会，这是2014年9月在帕多瓦为“死亡研究和生命终结”（Death Studios & The End of Life）硕士课程所举办的研讨会。同其他学者的贡献一起，会议的发言已经在一部精彩的选集中出版，由心理学家（Ines Testoni），神学家（Guidalberto Bormolini），社会学家（Enzo Pace）和哲学家（Luigi Vero Tarca）编辑，由伊曼纽尔·塞韦里诺（Emanuele Severino）作序，马可·范尼尼（Marco Vannini）作后记。[11]
死亡主题既从人文科学中得以呈现，也从四大宗教体系的概念中提出：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令西方人更加敏感的东方灵修。不同观点、语汇和知识的对照无疑为反思提供了宽广的资源。
如今，世俗文化经常提及死亡，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生物学现象，并坚持以最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哀悼。在不可知论的背景下其他谈论死亡的方式并不被允许。尽管事实上，基督宗教死亡观念的教义基础并不是当代文化所陌生的，世俗文化在对待这一观念时，会同时将它的教义基础，尤其是圣经基础，视为被神话所迷惑和被迷信所污染的。因此当代文化对于死亡的评价是在信仰及其衍生出的神学之外进行的。这种结果常会歪曲基督徒的死亡观念。我们想在这里从整体上介绍这一观点。
基督徒的死亡观
若要赏析基督徒死亡观的深刻智慧，首先有必要清除头脑中的恐怖图像，这些图像来源于过去的几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敬礼宣传和四旬期讲道所钟爱的过分以单方面现实主义论述死亡。召叫信友关注末世现实的教化目标很容易被遗忘，却使讲道者对死后人体遭受的腐败最令人反感的细节表述而痴迷[12]。试想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斯特罗齐小堂的《审判》，比萨十三世纪墓地的《死亡的胜利》和《最后的审判》[13]：正如但丁现实主义论断：“活着就是奔向死亡”[14]。
但丁这句诗是罗曼诺·瓜迪尼（Romano Guardini）反思的高峰，他是比其他人更多且更出色地将终极神学融入了现世问题核心的思想家[15]。
死亡是必要的。这一论断的成立，只有当我们认为死亡不仅在生命的尽头，而是延伸到生命的整个过程，当今的世界秩序之中。基督徒认为，当今的世界秩序被非常古老的罪所破坏。若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我们所知的死亡：这是圣经的明确教导（参阅罗5：12）。但是生命永远都会有今日的我们所未知的终结。在植物、动物和人类世界中，事物都会消亡。在生命体的本质中，其结构的能量及其自我保存趋向于转化和瓦解。“人这一种生命体，不比其他生物多一些或少一些，唯一的区别是人类具有更高的组织形式。现在，每种生命都会衰亡，那么死亡就完全符合事物的秩序。人必须说服自己做到这一点，并尽其所能在不可避免的事物面前摆出自己的观点：以宽广的胸怀、英雄主义或交托的姿态，或者至少有尊严的去对待”[16]。
坚持纯自然科学和实证观察的人所一贯坚持的对人类的这种“实证主义”解释，在观察水平上具有其真实性。关于这方面，请参阅教宗保禄六世[17]所写的一段精彩的文字。实际上，死亡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必然。但是与其将死亡视作“存在的反面”[18]，基督宗教更对这一问题感兴趣：死亡仅仅是自然的必要吗？或是一个可以超越的“事实”的结果？换句话说：人的生命是在死亡中找到其本质的实现，或者死亡是一段可以成为现实的历史的标记？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坚定地宣告原罪与我们认识的死亡之间的联系。即使人没有犯罪，由于他属于时间，其生命也将有终结：这原本会是没有原罪带来的痛苦的终结。但是，真实而残酷的基督之死介入罪恶与死亡之间，这死亡是天主的奥秘——祂愿成为罪人而为他们赎罪，在人类的死亡中留下关于祂死亡的记忆，并许诺人类能够参与到复活之中——这“本应”紧随那为分享人类命运而道成肉身的天主之死的复活。
“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了死亡的补救方法（它们将是巫术），更不意味着已经发现了新的死亡伦理（这只是向更高人类价值的迈进）：死亡的现实依然存在，但是，复活已经超越了死亡，于是死亡已经与生命建立了新的关系，并成为迈向新生命的中转站，迈向永远人性、神圣满全的新生命[19]。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复活”一词听起来有些陌生，像是神话。“谈到复活，当今的语义是指严冬之后初春生命的萌发，或指经历内在停滞的人焕发新生。换句话说，复活可以代表整个生命中的许多时刻之一[…]。如今，基督教义中关于基督的复活以及籍着基督而得救之人的复活，都与这些无关。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更加精确新颖。基督教义中，基督死后，会在至高天主的全能中复活，进入新的生命，确切地说是人类的新生命。他的灵魂不仅仅是不朽的，且在永恒中获得了神圣的光辉。他的肖象和信息也不仅在相信他的人的心中变成了生命的力量，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在死后以更崇高的方式重获新生；[…]他在人性-神性存在的圆满中，进入了永恒的辉煌»[20]。
因此，藉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死亡不再仅仅是赎罪，而是在属于基督之人的信仰中得到了新的含义，即成为通向生命圆满的纯真渠道。由于这种信念，使徒保禄对死亡不屑一顾：“死亡！你的刺在那里？”（格前15：55）。这刺是人世终极毁灭时的死亡特征。[21]
一些后果
瓦尔登斯福音派牧师保罗·里卡（Paolo Ricca）提出了一个悖论。我们的社会努力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保护生命，但生命依然史无前例地受到威胁、操纵、商品化和破坏。生产不同形式的死亡的社会本身同时以去社会化的方式来消除死亡。基督的教导不是灌输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生命的责任。如果死亡是生命并非永恒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标志），那么基督许诺的复活就是死亡并不永恒的标志[22]。
还有另一种悖论，而这对于基督徒而言并非如此。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23]，只有在地球上着眼来世生命的人才能坚定地活在当下及其交替的不同阶段。只有那些思考和关心被死亡所敞开的永恒的人才能关注时间的所有重要性。死亡的确定性凸显尘世生命特殊重要性。
«每一个动作，每个单词，每一个想法——简而言之，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似乎在短时间内消失得不留痕迹——决定性地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实际上，仔细忖度，只有在这种信念之下，才能认真对待存在。拒绝任何来世生命的哲学以及之后可以决定和随意改变的说服，都不足在尘世斗争中坚守真实的义务。既然一切都以死亡告终，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一些事呢？如果一切在死后仍然是一场游戏，那为什么不将每个艰难的决定推迟到下一个生命中呢？”[24]
教宗圣良一世时期的古墓志铭，简练地表达了基督宗教的死亡观念。接受自然法则后（praefixo moriens naturae munere functus），埋在Via Latina墓地的提格里尼亚神父，如此宣誓他的末世信仰：“我对自己最终的结局没有任何恐惧，我救赎的唯一希望实际上是基督，在祂指引下死亡消逝”（pono metum de fine meo，spes una salutis，nam mihi fit Christus，quo du mors moritur）[25]。使徒所教导的望徳和喜乐在文字中回响：“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格前15：5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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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Vedere oltre. La spiritualità dinanzi al morire nelle diverse religioni, Torino, Lindau,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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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以明显的人类学关注，再次提出了普世教会的信仰。Cfr Gaudium et spes, nn. 18; 21 c; 22 c; 4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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