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皮耶罗·洛雷丹（Piero Loredan S.J.） “能做的唯有回想那些话语，
那是安达卢西亚诗人伪装的讽刺：
‘啊，人们追求的生活！
啊，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度过的生活！
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们不懂得爱’”
（米歇尔·维勒贝克 [Michel Houellebecq]，《一个岛的可能性》）
谈论原罪在今天是否仍有意义？当代人是否还能接受一个引起抵触和怀疑的信理？这种怀疑的主要原因涉及亚当的罪，这种罪被视为“殃及全人类的先验性惩罚”[1]。将原罪视为“承袭一个遗传性先天缺陷的一种近乎生物学的认知”[2]为现代意识带来困惑。因此，如今很难将原罪描述为因人类始祖一人之过而代代相传的一种先天罪恶的玷污。然而，邪恶与罪过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现实；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无法去行他所愿意的善、却去作他所不愿意的恶（参见：罗七）。这是一种“内在失衡”，它阻碍人类的存在及其对爱与幸福的根本追求。
鉴于“原罪”这一概念的人类学特征——它植根于每个人的切身经验及其对爱与幸福的生存性追求的核心——尝试通过与文学的对话来理解其意义颇为有趣。在一部小说中，重大问题以叙事形式呈现，存在的核心主题——诸如死亡、痛苦、自由与爱——通过人物的经历而得以体现。主人公的经历使每位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为人们揭示自身恐惧、焦虑、希望与渴求的契机。基于这一视角，宗座神学院院长斯塔利亚诺（Staglianò）蒙席在其《关于何为“大众神学”的十点宣言》（Cosa è la «Pop-Theology»? Un Manifesto in 10 punti）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神学若欲履行其使命，就必须超越学术概念的范畴并寻求一种新的沟通语言，这种语言应包含对具体化且相互关联的信仰的认知，并与民众发现和体验生命意义的文化方式相契合”[3]。
根据这一倡议，本文可被视为一个通过文学的“具象化”语言来阐释原罪这一神学 -人类学概念的尝试。那么，为什么选择米歇尔·维勒贝克呢？因为这位作家善于捕捉当代精神，描绘现代人在对爱情与幸福近乎绝望（有时亦受挫）地追求中的“挣扎”。渴望爱与被爱的未竟之愿，既是其作品的核心主题，亦可被视为“原罪”在每一具体人生经历中的主要影响。从1994年的处女作《抗争的延伸》[4]到2022年的最新作品《歼灭》[5]，维勒贝克的所有作品都可充当理解“原罪”这一神学概念在当今世界中之重要意义的有效参照。在其全部文学创作中，《歼灭》尤其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小说堪称是作者最出色的作品，引导读者思考在罪孽深重的世界中救赎的可能性：主人公保罗踏上了在其人际关系中寻求和解的旅程，这条道路让读者得以窥见恩宠在当代世界中的运作。
原罪：几点参考
由于不可能在此对“原罪”信理及其发展历程展开全面介绍，在进入维勒贝克的作品之前，我们将仅限于对其进行某些引言性说明。如何简明扼要地定义“原罪”概念？它是一种状态，“一种涉及所有人的处境，无论你是否愿意 […]。其内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意味着与天主恩宠关系的断裂；另一方面，作为后果，它是人类相对于自身应有状态的一种堕落，一种失衡，一种内在的恶，每个人都通过自身犯罪对此予以确认”[6]。
换言之，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普遍的失去恩宠的状态，而离开了恩宠就不可能与天主结合。这种状态并非源于天主所创造的人性（因此人性本质上是属善的），而是源于人类自诞生之初对自由意志的行使。其结果是导致一种内在的失序，即无法持续而坚定地行善，并因此而导致作恶。从存在层面而言，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每个人只能体验原罪的本质及这种“失序状态”。对其本质的理解属于信德范畴。唯有信德才能使人认识到原罪是涉及全人类的普遍现实。唯有信德才能使人从基督恩宠的视角，将其影响视为一种传承效应。因此，原罪信理试图从神学角度阐释人类经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类学维度。
从历史角度看，圣奥斯定可被视为“原罪信理的创立者”[7]。他的主张启发了大公会议对该信理的系统化阐述，相关的重要依据是迦太基会议（418年）、奥兰治会议（529年）和脱利腾大公会议（1546年）的法令。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理解圣奥斯定的时代背景。这位希波主教拒绝隐修士白拉奇（Pelagio）的立场并否定依靠自身力量而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原罪信理的根源在于奥斯定强调人类救赎必须依靠天主的恩宠。这种恩宠通过基督而被赐予全人类。
在“勾勒”出一些核心神学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将对维勒贝克的作品进行神学解读，以求在原罪信理与现代人存在状态之间构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
通过维勒贝克而理解原罪
维勒贝克是国际知名的法国作家，在其小说中所勾勒的文学图景中，当代社会的情感与性爱匮乏占据支配地位。在出版多部小众作品后，他凭借小说《抗争的延伸》（Extension du domaine de la lutte），尤其是借助于1998年出版的《基本粒子》[8]进入大众视野。2010年，他以《地图与疆域》[9]荣获龚古尔（Goncourt）文学奖。其最新著作是《歼灭》。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受到了很多批评，而且也与他的一些论战性言论和私生活的变迁有关。为聚焦文学的感染力，本文将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其为人。
在此之前，让我们重新归纳信理的两个核心要点：1）与天主恩宠关系的断裂；2）人与其应有状态相比的堕落，即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失序。让我们来察看这两个既是维勒贝克文学世界之核心主题又是天主教信仰之真理的人类学-神学维度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人的生存处境。
与天主恩宠关系的断裂和对当今世界的疏离感
在一部类似于维勒贝克这般缺乏明确神学志向的文学作品中，试图发掘诸如与天主恩宠关系破裂等概念的元素或许显得轻率。然而，我们仍能在其主人公们通常悲剧性的存在体验中解读出某种类似的意味。如果说一方面，他的作品的核心主题源于无法建立安宁关系所导致的痛苦；那么另一方面，其中也时或浮现出原始的善的痕迹，以及与近人（以及与天主）建立真实共融的渴望。
在《血清素》[10]——一部讲述伟大爱情破灭的故事——的著名段落中，与天主沟通的困难直接关联着由于“心灵麻木”所造成的不安：“实际上，天主时刻关怀着我们，时刻挂念着我们，有时还会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引。这些涌入我们胸膛直至令人窒息的爱之冲动，这些顿悟，这些狂喜，是极其清晰的征兆，但倘若仅从我们的生物本质、作为普通灵长类动物的地位来看，它们是无法解释的。如今我终于理解了基督的观点，理解了他为何屡屡因人心麻木而恼怒：他们明明拥有所有征兆，却对其视而不见。那么，难道我真的必须为那些可怜虫献生吗？难道真有必要如此毫不含糊吗？似乎确实必须如此”[11]。
简而言之，这里清晰地展现了对增进神与人共融的渴望，而这一困境正是罪恶烙印下人类境遇的核心。然而，尽管存在纷扰与喧嚣，我们仍能学会辨识并倾听天主的呼唤——祂正叩击着每个人的心灵之门（参见：默三19-20）。
维勒贝克笔下的主人公们因此而在生活面前处于一种不安的境遇：他们所经历和承受的痛苦似乎与每个生命的原始状态及真正命运并不相符。他笔下的人物与当代世界存在着悲剧性的格格不入。这一点对于理解这位作家的作品意义及其小说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分校（Università di Parigi X Nanterre）教授、维勒贝克研究专家诺瓦克-勒谢瓦利耶（Agathe Novak-Lechevalier）所言：“得到读者认同的不仅是维勒贝克所描绘的世界，更是那种与世界的根本性的疏离感，那种在其小说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的持续的漂移感”[12]。
尽管如此，在这种充满孤独与绝望的生命黑暗中仍闪现出微光，那是原始而本真之善的模糊“痕迹”，是一种失落且遥远的真理状态的最后残余，堪比人在亚当的罪之前的境况。例如，我们可以回顾2005年的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13]中主人公丹尼尔的某些言论。这位头脑清醒而愤世嫉俗的专业演员常以冒犯性挑衅作为成功的保障。在内心豁然开朗的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终于能够体验到爱德层面的某种真实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他人怀有慈爱和友善的意愿，而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像我一样幸福。那时的我不再是一个小丑，而是远远地抛开了幽默的态度；简而言之，我在那一刻重获新生，尽管我也知道那是最后一次”[14]。
这种对生活的疏离感反映在维勒贝克的写作风格上，这也是其批评者最乐于攻击的靶子之一：他们指责其文笔平淡乏味，“不具文学性”。虽然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小说确实采用较为通俗的词汇——这与他描绘的日常世界相符合——但仔细分析他文风，就能发现其独特之处。
我们现在将重点探讨其风格的两个特点，这些特点有效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现状与人类对无限的追求之间的差距。其一是频繁使用斜体字来强调某些惯用的表达或词汇，例如“处于抑郁状态”、“右翼知识分子”、“左翼人士”、“家庭生活”，等等。这种文学手法旨在“追溯那些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它们既是时代的自动反应，也是话语突然变得集体化、标准化和机械化的明显标志”[15]。何不将这种维勒贝克式的文学手法解读为鼓励读者进行内心表达、追求原创性的愿望呢？换言之，渴望与作家对话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运用不同于斜体字所示的方式进行表达的鼓励，一种深入到内心深处，从那里汲取更真实的词语和意象来解读现实的邀请。
此外，另一个与这种尝试相呼应的风格效果，在于某些文本的精致文风，旨在暗示人类在屈从于标准化与存在主义孤独的世界中向无限敞开胸怀。一种意外涌现的抒情性似乎在瞬间将现实升华，如同面对某种顿悟时刻。尤其在结尾处，诗歌韵律的运用更让散文焕发出意想不到的音乐性。以《一个岛的可能性》主角丹尼尔在尾声前最后一页的诗句为例：完全依赖之后，/ 我体会到存在的颤动，/ 消逝的踌躇，/ 阳光照耀下的限定，/ 以及爱——其中一切都如此轻松，/ 其中一切都在当下给予；/ 在时间的洪流中，存在着/ 一个岛的可能性[16]。
或许以一种大胆的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维勒贝克的文笔中具有一种“圣事般的”追求，因为他试图通过文字而使隐藏于日常凡事深处的更高维度的存在得以感知。
人类的堕落：“失联”
正如上文所言，根据原罪信理，与天主恩宠关系的断裂导致人类堕落，偏离了原本应有的状态。那么，维勒贝克的作品如何暗示这种人性堕落呢？诺瓦克-勒谢瓦利耶对这位法国作家赋以当代“失联（déliaison）小说家”的称号，认为他是一位观察者，看到了当今社会的原子化，人们难以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以及在绝望孤独中生存的深刻痛苦。然而，仔细阅读会使我们发现，维勒贝克的小说通过对悲痛的展现而突显一种如此人性化却又如此受挫的对爱与幸福的追求。正是这种维度促使我们反思原罪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作家以猛烈粗粝的笔触勾勒出其主人公们生存的痛苦：既没有无谓的乐观主义，也不为制造虚幻的确定性或徒劳的慰藉而粉饰人的痛苦与脆弱。
这种对人类绝望处境的“创伤性揭示”，正是引导人类走向真理之路所必需的。因此，遵循诺瓦克-勒谢瓦利耶的观点，我们可称这位法国作家具有“慰藉的特质”：“米歇尔·维勒贝克的作品一反其表象，穿插着慰藉的动力：这是具有深刻批判性的作品，绝不是自满地放弃追求超越生活的理想，而是植根于诗歌，始终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现实’，他的作品也远非福塞尔（Foessel）所定义的‘形而上学的冷漠’，即‘对任何事情都不以为奇的艺术’”[17]。
换言之，超越一切肤浅且虚假的和解而以严苛的目光审视现实，是领悟自身存在真相的第一步，是充分体验人生的起点，以免陷入麻木、娱乐消遣或轻易开脱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睁开双眼直面现实是通往救赎之路的必经之路，无论这一现实多么残酷。这条路绝不能与对世间最阴暗倾向的默许或某种形式的被动屈从相提并论。相反，痛苦的觉醒过程能磨砺视角，使人能够捕捉当代现实中的超性元素，从而领悟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不属于它的可能性（参见：若十七14）。
维勒贝克笔下人物的痛苦境遇，可概括为《平台》[18]主角米歇尔的这段话：“我只知道，我们西方人个个都散发着自私、受虐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创造了一个根本无法在其中生存的体系”[19]。这几句话也呼应了当代神学关于原罪的观点：社会起源的作用。难以建立爱的关系或是向别人保持开放也取决于个人之外的因素。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家庭环境影响着个人的自由，也影响着其遵循爱之准则行事的能力。同样，在维勒贝克的作品中，一个关键时刻是1968年。维勒贝克笔下的主人公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间那场性革命的受害者：那个时期的文化对“后六八一代”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
在其首部畅销作品《基本粒子》中，社会对未来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且没有出路）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正如叙述者所言：“孩子们忍受着成年人为他们构建的世界，竭力适应；而后，他们通常会复制这个世界”[20]。小说讲述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布鲁诺和米歇尔——的坎坷经历，他们是“六八一代”父母的无辜受害者。作者以失望的眼光描绘了这两个人物在生存和人际关系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同，但两人最终都无法建立积极的情感和友谊关系。
这本书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时代及其对后代的灾难性影响——这代人因无法感受爱而备受煎熬。性解放似乎助长了个人主义的滋长，而个人主义正是当今世界人类痛苦无法根除的根源：这一主题以不同形式贯穿于维勒贝克的所有小说中。与性自由密切相关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对这位作家而言，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个人主义的母体，是人类竞争的根源，或者用他首部小说的标题来说，是“抗争的延伸”。
对《歼灭》的一种神学解读：解放的可能性
既然无法靠自身力量自救，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怎样才能敞开心扉接受恩宠，与赋予人类真正爱的可能性之源——天主——建立共融？正如我们所见，维勒贝克的作品以描绘因无法爱而痛苦的人为特色。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原罪之本性对人类产生的主要影响。然而在《歼灭》中，我们见证了作家在创作上的一个转折：如果说从一方面而言主题的延续性显而易见，从另一方面看来其新意则令人惊叹。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和解故事；在此，对充满爱的圆满关系的向往终于成为现实。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什么？主人公保罗是布鲁诺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布鲁诺是一位高效的经济部长，正面临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以及一系列冲击政府和其本人的暴力视频。保罗独自生活，与妻子普鲁登斯分居（但仍与其共用同一所公寓）。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包括父亲的疾病、与妹妹塞西尔的紧张关系、以及弟弟奥雷利安的脆弱。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保罗逐渐从普鲁登斯身上重新发现了一个充满爱的伴侣。
在《歼灭》中，保罗的旅程被“邻家圣德”[21]的见证所照亮，这些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被许多充满非凡爱意的不起眼的举止照亮。妹妹塞西尔便是如此：在家庭中，她是和平的缔造者。这位朴实的女子嫁给了赫维，赫维以纯粹而真诚的爱深爱着她。塞西尔体现了民间虔诚信仰的真挚本质。同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父亲的伴侣玛德莱娜的见证：在父亲中风后，她以令人动容的虔诚之心悉心照料着他。与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多层次相遇，在主人公的生命中打开了一道缝隙，使他得以窥见另一种景观。
从神学角度看来，救赎之路往往始于令人困惑的爱的见证，这种爱足以颠覆我们对人生方向的认知。正是从与基督的相遇开始，通过祂完美的人生与令人心醉的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在相形之下意识到自身作为罪人的真相以及因无法企及如此之爱的力量而令人痛苦的无力感。为此，让我们引用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意味深长的话语：“在基督内与神圣之爱相遇时，人不仅能够领悟爱的真谛，更会无可辩驳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罪人与自私者，并不具备真正的爱”[22]。
“维勒贝克的作品与众不同，它们刻画了因自身不具备爱的能力而受苦的人类。”
在《歼灭》中，普鲁登斯面对（患有颌骨癌的）保罗病情日益恶化的态度，及其无私的爱的表现令人动容。此外，性爱也成为纯粹自我奉献的契机。习惯于维勒贝克小说中露骨性描写的读者——这些描写的必要性或许会被质疑——会因两人亲密关系描写中所展示的温柔而感到惊奇，尽管这些描写依然毫无避讳。
在《歼灭》的最后部分，性成为一种自我奉献，是渴望深刻而本真的爱情结合的表达。对这位法国作家而言，如果情侣关系是爱情共融的巅峰，那么性就是两人关系的高潮，这种关系或是发生在喜悦与相互奉献中，或是相反，发生在绝望与占有中 （如其早期小说所描绘）。尤其是保罗与普鲁登斯的和解，以及两人之间深刻亲密爱情关系的诞生，可被视为一条“救赎之路”。他们的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一个非凡的新方向：“保罗感到很快，很快，他即将在她面前抛却所有私密与羞怯的印记；那时他们将真正合而为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人将永无休止地保持那种做爱时的状态，一起穿越死一般阴森的幽谷”[23]。
回到神学反思，读者若以信德之目光审视小说中所描绘的事件，便能在其中的意外境遇中感受到恩宠的作为。归根结底，叙事艺术在讲述男女面对重大生存命题的经历的同时，有助于“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现实中辨识圣神的临在”[24]。在阅读一个故事时，读者-神学家会观察人物经历的情境及其内在的深刻矛盾。在故事中，他能够想象或辨识出恩宠的触碰，这种触碰会在逐步向他人和天主敞开心扉的历程中出现。换言之，阅读能使我们更敏锐地关注日常事件，从而分辨圣神在其中的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歼灭》通过主人公保罗的和解历程，生动展现了恩宠如何在这个带着罪的烙印的世界里表露于日常境遇中。毕竟，在人际关系中会出现“启示的瞬间”，那些出乎意料的时刻，“恩宠”的时刻，即使不被明确提及与神的作为的关联，我们也能切身体验到。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从这些瞬间中看到另一种存在维度的显现，它开启了一个神学的视角”[25]。
以信德的目光，读者可以在保罗的经历中读到一段逐渐摆脱原罪影响的历程，而原罪的影响不仅是与作为生命根基的天主之爱的割裂，也是随之而来的人类在丧失爱的能力中的堕落。信德通过文学具象化的视角而得到充实，能够借助于契合当代人类体验的普世文学语言而认识到诸如原罪这类基督信仰神学概念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似乎生动地阐释了我们的信德的核心维度。正如《牧职宪章》第22条所言，圣神为所有善意人士提供了参与逾越奥迹的可能性，“圣宠以无形的方式工作于其心内”。因此，身为读者-神学家的人或许可以推断，在保罗的和解事件中——他是一个似乎被动地被生活事件所裹挟的人——存在着恩宠的隐秘行动。
* * *
在其小说中，维勒贝克为读者呈现了对当代人类境遇的清醒审视，毫不理想化地描绘出一个自我封闭且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个人主义化人类。无论是基督徒与否，读者都能从他笔下人物的痛苦与孤独中窥见一个共同的人生经验维度，即：难以践行内心所向往的善。尽管如此，维勒贝克笔下人物绝望的清醒使他们感知到自身的生存痛苦与人最初的圣召——爱与幸福——之间的鸿沟。些许光明与希望的曙光暗示着人类存在起初的善性。通过维勒贝克笔下人物的经历，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自己内心罪的体验，更重要的是，能够捕捉或意识到恩宠在周围世界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最新小说《歼灭》堪称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其中，主人公意外地成为他的人际关系世界中一个渐进和解进程的被动参与者。
保罗身边的亲友所展现的许多充满爱的举动以及一系列意外事件成为启动多层次和解进程的契机，这堪称一条名副其实的“救赎之路”。保罗远非能够创造自身幸福的英雄，他被动地生活着，毫无幻想，如同维勒贝克笔下的许多人物。因此，这场和解过程与其是被操作更是被接纳，揭示了恩宠的根本维度：它超越任何形式的个人功绩，纯粹是无偿的馈赠。在小说《歼灭》的结尾，我们看到保罗已成为一个与周遭世界修和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维勒贝克小说的力量让我们得以窥见原罪本质的某些特征。
- B. Sesboüé, «La rationalisation théologique du péché originel», in Ch. Boureaux – Ch. Theobald (edd.), Le péché originel. Heurs et malheurs d’un dogme, Paris, Bayard, 2005, 13. ↑
- P. Ricœur, Il conflitto delle interpretazioni, Milano, Jaca Book, 1972, 286. ↑
- A. Staglianò, «Così la teologia vuole comunicare la bellezza di Dio a tutti», in Avvenire, 2024年5月22日。 ↑
- 参见M. Houellebecq, Extension du domaine de la lutte, Paris, Flammerion, 1994 （意大利文版：Estensione del dominio della lotta,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19）。 ↑
- 参见同上，Anéantir, Paris, Gallimard, 2022（意大利文版：Annientare,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22）。 ↑
- B. Sesboüé,«La rationalisation théologique du péché originel »,cit., 18. ↑
- 同上。 ↑
- 参见M. Houellebecq,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Paris, Flammarion, 1998（意大利语版：Le particelle elementari,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21）。 ↑
- 参见同上，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 Paris, Flammerion, 2016（意大利文版：La carta e il territorio,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22）。 ↑
- 参见同上，Sérotonine, Paris, Flammarion, 2019（意大利文版：Serotonina,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19）。 ↑
- 同上，Serotonina, cit., 332. ↑
- A. Novak-Lechevalier, Houellebecq, l’art de la consolation, Paris, Stock, 2019, 183. ↑
- 参见M. Houellebecq. 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 Paris, Fayard, 2005（意大利文版：La possibilità di un’isola, Milano, Bompiani, 2005）。 ↑
- 同上，La possibilità di un’isola, cit., 113. ↑
- A. Novak-Lechevalier, Houellebecq, l’art de la consolation, cit., 132. ↑
- M. Houellebecq, La possibilità di un’isola, cit., 227. ↑
- A. Novak-Lechevalier, Houellebecq, l’art de la consolation, cit., 100. ↑
- 参见M. Houellebecq, Platforme, Paris, Flammarion,（意大利文版：Piattaforma, Milano, Bompiani, 2001）。 ↑
- 同上，Piattaforma, cit., 210. ↑
- 同上，Le particelle elementari, cit., 168. ↑
- 教宗方济各，宗座劝谕《你们要欢喜踊跃》，第6条。 ↑
- H. U. von Balthasar, Solo l’amore è credibile, Torino, Borla, 1965, 63. ↑
- M. Houellebecq，Annientare, cit., 309。值得注意的是，维勒贝克以不明确的方式引用了《圣咏集》第23篇第4节的某些法语译本。“死一般阴森的幽谷”可能与中文思高译本中的“阴森的幽谷”对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暂不论这段文字散发出的魅力，它使我们注意到的是：作家通过引用圣咏而以精妙的文学手法忆述了重新建立情侣关系所蕴含的救赎意象。 ↑
- Francesco, Lettera sul ruolo della letteratura nella formazione, n. 12. ↑
- F. Euvé, «Repenser la théologie du péché», in Revue d’éthique et de théologie morale 73 (2019) 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