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因此,对于地方上的天主教会来说,挑战并没有结束。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困难,要求它改变自身的结构并制定新的方案。在这种动荡和令人不安的背景下,教会内外产生了许多评论对此进行分析、建议行为准则,或者提出解决方案。这些具有专业知识和良好动机的评论员为数之多不可枚举。尽管如此,对他们的讨论,我们可以根据三种主要观点进行分组。

关于中国天主教会问题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倾向于对中国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关注,认为教会的所有问题和困难都源于中国政府这个外部影响。这种论点主要聚焦在“官方”和“地下”教会之间的划分,并且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啓待解决的最紧迫的主要问题。

但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现代民族国家所持的怀疑态度。通常,人们过分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一致的反基督实体。发表此类演说的人通常低估了区域多样化的重要性、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竞争以及共产主义政权的务实性。因此,这种观点导致一种看法,认为教会和国家的双边对抗促使他们走进一条死胡同。由于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身上,对教会本身的注意力则因此所剩无几。为了展开这个讨论,对台湾的案例研究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尽管台湾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但教会的成长和革新并没有因此而更具有活力。由此,可以说共产主义国家既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它们的起源。

第二种观点相对比较乐观。它强调现代主动式教育的必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认为需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计划来改善中国天主教会的现状。重新对神职人员、平信徒和年轻人进行真实和现代的天主教信仰培训仿佛是“灵丹妙药”。精心准备的教义传授、有吸引力的青年营、强大的神职人员知识形态以及互联网上的积极在线似乎是保障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

但客观理智在具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同样多的挑战,并且它不一定是最适合当地利益的。归根结底,如果对理性培训方法给予过度优先考虑,则会忽略一系列的人、社会群体和人类阶层。事实上,对知识权威即真诚又天真的信任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天主教会倾向于一种明显的单一模式,那就是它的领导者具有最充分的理解并在西方予以实施的模式。这种方式使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地成为唯一的知识库,而中国人对治愈、鬼魂、天堂和启示录的深刻宗教关注并没有得到重视。总而言之,许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对理性教育计划的信任深深扎根于西方标准和指导方针,它们来自西方,并服务于西方。

最后,第三种观点优先考虑中国自身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天主教当前的形式仍然与真实和深刻的中国文化存在着极大反差,二者之间的距离应该可以缩小。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与基督的训导相一致的客观现实。因此,更多的文化融合将使许多紧张状态和困难得到解决,更易于福音的传播。

这种观点坚持“中国特色”,它的含义通常建立在模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上。这种意识形态传播一种普遍化倾向,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特征的认识。中国文化往往被死板地认同为儒家或佛教文化,而对民间宗教信仰则丝毫不予考虑。什么是中国的独特性?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此外,隐藏在加强文化融合的需要背后可以成为一个捷径,避免在中国天主教社区内或拒绝与任何其他不同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它的危险在于使“文化”成为一个防止任何挑战发生的极端独裁主题。为了超越此类问题,必须通过与民族志科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及与普世教会学和教会史进行更为认真的对话,才能有效地回答这种“文化主义”论点中存在的合理关切 。

因此,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旨在阐述中国天主教会的困难并确定其优先事项的讨论中存在着三个主要观点,它们通常聚焦于共产主义国家,知识形态或中国文化。有时,教会的专家或精英将这些观点中的两种甚至三者全部结合起来。为了超越这些反复出现但又存在问题的观点,它们各具优点和局限性,让我们立足于一个在大多数研讨中都被忽视的看法。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更好地反思中国的基督宗教,那么必须关注整个基督宗教以及它当今如何在这个国家进行发展。我们的建议是专注于有血有肉的基督徒,并仔细观察耶稣的中国门徒。因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当代中国新教。这不等于将新教作为一种模式,或作为一个升级的“奇迹式解决方案”,而是仔细观察基督宗教在中国具体的多样化现实,并以此为出发点做进一步研究。在对中国新教徒进行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重新审视中国天主教徒的现实。

中国新教

什么是当代中国新教?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新教极端多样化,并且仍在不断发展和成长。新教学者和领导人仍在讨论哪种是最适合代表如此众多分化的类型。然而,中国新教不是仅由运动和变化组成的。我们认为,可以确认今天汇入伟大中国新教河流的有四条主流。

第一组新教教会通常被称为“三自爱国运动”。这些教会的名称源自政府倡议的官方目标,即自治、自养和自传。它们是合法注册的官方教会,遵循中国政府确定的大部分指示,在公认和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的指导下运行,并且通常拥有特定的财产和建筑物。其中一些社区可以汇集多达一万名的基督徒,并有十多名牧师和一百名全职负责人。

依据神学和教会传统区分出来的不同派别(复临信徒、五旬节派、“小羊群”等)可以在“三自爱国运动”同一空间内共存。但是这种半宗派形式在各地均有不同。试图以西方宗派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新教教会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中国新教众所周知的第二个趋势是被称为“家庭教会”的运动。它包括拒绝一切法律约束和认可的各类团体和社区。尽管许多这些 “家庭教会”与诸如警方等地方政府机关有着牢固的非正式关系,它们通常与国家持对抗态度,但与共产党并没有系统性对立。因此,他们一般进行分解划分,避免超过500名成员,这样就不会过于引起注意。他们由在国内外通过学习圣经和神学基础知识自学成才的领导者领导,大部分聚会在私人寓所进行,但更重要的仪式可以在酒店租用更宽敞的大厅举行。其中一些教会有时会组织区域、国家和国际网络,以增进相互支持和宗教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围绕这些“家庭教会”的中国新教探讨都基于许多社会学家对“自由”、“抵抗”和“地下生活”的迷恋并同时忽略其他倾向的重要性,对他们的分析赋予浪漫色彩。然而,许多观察家坚持认为,“家庭教会”的活力不应该被简化为对中国国家的社会抵抗,而是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宗教模式的许多方面来考虑。

第三种趋势则是引起社会学家和宗教领袖注意的与“温州教会”相关的趋势。温州是浙江省的一个大型东部港口,基督教在那里已经非常知名,形成了一种如今在中国国内及其境外都很普遍的独特教会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红色十字架在整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上出现。这通常表明一个“温州教会”的存在,一个由各种当地企业家发起的社团。它们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创立的所谓“繁荣神学”运动联系在一起,以个人成功为中心。

当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历史促成了这些教会形成的一个非牧师起主导作用的独特组织。领导权由合作者委员会共享,其成员是平等的,每两年或三年通过教会成员选举产生,负责社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温州教会”的运作类似一个聘请专家(例如,星期日服务的讲道者,参加圣经学习的圣经学者)满足其需求的协会。这种形式的新教与商业网络密切相关,并遍布中国及其他地区。如今,它已在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安徽和江西等省区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但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对这种形式的新教及其经济性质组织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并下令摧毁温州这些典型的大红十字教会。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没有正规的建筑许可证,甚至整个建筑物都被拆除。

最后一个有影响力且有助于界定中国新教界限的运动,可以被称为“异端群体”。各种中国人挪用基督教启示的事实产生了新形式的基督教运动,它们随着发展超越了传统和正统的释教。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河南省的男子开始崇拜一位被称为耶稣基督女性化身的中国女性。这个名为“东方闪电运动”后来改称“全能神教”的运动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他们在主要教堂的门口进行传教,并邀请人们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运动变得如此强大和可疑,以至中国中央政府将其归类为邪教。其创始人不得不在美国寻求庇护。

除了这个众所周知的案例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的教义和崇拜要求基督徒加入并反对其他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虽然大多数这些运动经常逃离外国观察者的注意,但他们的影响非常强烈,并且在中国基督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夺去了大约两千万人的生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千禧年基督教教派。

今天,在中国的宗教土壤上继续产生各种混合性基督宗教团体,并影响着中国新教试图定义自己的方式。事实上,这些异端的,令人不安且充满活力的运动促使最统一和最传统的教会加深他们的神学和圣经基础,逐渐远离圣经原教旨主义,并公开宣布他们的制度特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间接推动国家机构,“家庭教会”,“温州教会”及“三自运动”等联合对其进行抵抗。虽然我们不想将这些群体简单地视为新教徒,但研究他们的影响力仍然很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新教的一些重大发展。

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运动严格说来并非宗教。在这四种趋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持续交流:同一个人可以加入不同类型的教会。此外,通常的做法是出入于那些尽管不隶属于“三自运动”或“家庭教会”但是对外开放并且得到地方政府机关默许的教会。同样地,“真耶稣教会”,一个特别活跃于中国南方的当地五旬节教会网络,隶属于“三自运动”,但拒绝三位一体的信仰。

最终,中国的新教比以往的任何分类都更加多样化和活跃。这种动荡和多变的新教现实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天主教进行反思。

我们可以从中国新教得到哪些启示?

新教社团提醒我们,基督的存在超越天主教会的明显界限,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人希望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也许他们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其他基督宗教传统的影响下去实现,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真的期待基督的显现。

虽然新教社团的问题和疑问不应该被最小化,但也不应忽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与他们相关的是,我们可以加深与基督的神秘联系,因为它超越任何团体、协会或政党。

确实,许多中国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认识不够充分。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教会统一的努力。进一步揭示基督的存在是我们的明确目标,是超越我们所有行动和策略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教育改革计划、对文化融合的努力,以及教会的社会活动都不能真正地繁荣发展。

其次,新教社团也揭示了耶稣的信徒在中国的组织方式不仅只受中国共产党独家影响这一事实。并非象许多人所相信的,在中国国家是唯一能决定教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万能之神。以新教徒为例,我们看到,在中国基督徒组织自己的方式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不同的神学选择、经济条件以及区域特性等。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亦然。我们一再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仍是“地下”天主教徒并非出自政治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和仇外的紧张局势。把一切都归咎于政治是一种简单化的论调。经济移民、神学争执、历史遗留问题和地区特殊主义等是进一步解释中国天主教内部分歧的因素。因此,将中国天主教分为两类 – “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 – 是一种过于归咎于中国共产党而不认真反思中国教会现实的做法。

由此,我们谈到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强调新教多样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天主教徒、中国天主教灵修和神学、中国天主教组织和机构的种类均异常繁多。这种天主教的多样性不能以与上述四种新教潮流相提并论。但中国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还远远达不到协调和统一。

地方传统、商贸网络、神学多元化、宗教对抗、国际性竞争的影响以及民族多样性等, 这些都是使二十一世纪中国天主教多样化和异常活跃的因素。但这种多样性往往很难描述。处理多样性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往往会有一种倾向,将一切归纳于政治、神学或经济中的某一个层面。

这种做法与中国天主教的精神财富和宗教努力不相吻合。基督奥体永远不是一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对中国天主教的讨论中,基督圣体的肉和圣灵的活力常常被忽视。中国修道院生活、男性宗教志向、目前的五旬节教育影响、青年事工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平信徒慈善者的贡献,以及香港教区和其他教堂的影响,我们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为了能够识别和阐述中国天主教,我们需要努力寻找新的仪型论和描述工具。

结论

应该承认,在谈论中国天主教会时,我们对其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如果不认真对待这种多样性,我们对教会统一的关注和讨论便会停留于肤浅和简单的层面。因此,抛开意识形态和战略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这种多样性是否对天主教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构成威胁。教会历史本身证明并不存在这种威胁。从长远来看,允许教会以替代形式生存并鼓励一些边缘性运动来分享他们的神恩,这对整个教会来说都是一种福祉。

此外,我们知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推动了教会的革新。在中国,梵二的大部分决定已经得到实施。但是,虽然中国教会能够实行公会决定的礼仪改革和结构调整,但中国基督宗教和国家本身产生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革新还远未得到完全实现。我们必须向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打开“我们的窗口”。

中国的基督信徒成倍递增,基督奥体在中国呈现出新的特征,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当今的中国天主教徒需要加深对基督启示的反思。这将有助于他们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与其独特和根本的存在接触,更公开更感恩地认知他在信徒之间以及超越他们自身教会范围以外激起的各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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