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安东尼·R·卢斯瓦尔迪（Anthony R. Lusvardi S.J.） 2024年情人节前夕，以经济与金融分析而著称的美国著名报刊《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关于情感关系的忠告。标题为《别相信关于灵魂伴侣的幻想》的社论，建议读者不要寄希望于那种仅靠浪漫的爱情便可以构建一个稳定而幸福的婚姻的理念[1]。社论作者认为，与情人节紧密相连的感伤主义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削弱了维系长久关系所必须的品质。
该社论作者布拉德·威尔科克斯（Brad Wilcox）是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全球婚姻与家庭权威专家之一。他在文章中既未表达某种个人观点，也没有提出任何理论立场，而是展示了数十年以来的社会学研究结果。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使我们幸福的信念不过是一种幻想；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往往会在热恋激情不可避免地消退后，看到自己情感关系的熄灭。相反，契合度会在夫妻共同成长、共享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威尔科克斯指出，那些痴迷于追求幸福的人往往无法如愿以偿，而那些“不追求自我满足，而是通过对配偶和家人的实际关爱而给与的人，则更有可能在婚姻中获得幸福感”。
针对“灵魂伴侣的幻想”，威尔科克斯提出了与其相反的“家庭优先模式” ：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模式更注重与婚姻相关的一系列更广泛的价值。该模式认可浪漫爱情的作用，但也承认除此之外婚姻还涉及子女、经济、共同致力于家庭的成长等因素。“家庭优先模式”更务实地认识到婚姻并非十全十美，会需要折衷和谅解。当然，遵循这种模式的人会更甘心接受婚姻所带来的牺牲，因为它是一个超越自我的更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威尔科克斯的结论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其他社会学家——例如德克萨斯大学的马克·雷格纳斯（Mark Regnerus）或巴黎治疗师特蕾丝·哈戈特（Thérèse Hargot）——的结论一样，他们的社会学分析使其对婚姻关系的理解与天主教会传统教义之间的契合度远远高于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吻合。威尔科克斯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其“家庭优先模式”充当《天主教法典》中对婚姻的定义，即：一种“一男一女基于合意而建立的终身伴侣的盟约，从其本质上而言旨在配偶双方的福祉以及生养和教育子女”[2]。或者说，这种模式如同圣多玛斯·阿奎那所概括的“整个家庭生活的共同体”[3]。
另外，威尔科克斯还特别关注婚姻的社会正义维度：这一视角在现代社会通谕传统中引起了深刻共鸣，其渊源可追溯至教宗良十三世的《天主智能的奥秘》（Arcanum divinae sapientiae，1880年）。事实上，被视为社会通谕开山之作的《新事》（Rerum novarum，1891年）兼顾家庭与经济议题。威尔科克斯特别指出，婚姻和家庭状况对社会福祉及个人幸福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在公共辩论中引起更大关注的其他因素，例如种族、教育水平或公共开支[4]。正因如此，他以挑衅性标题《结婚吧》（Get Married）命名了自己关于该主题的新作，并在其中颂扬了婚姻的社会及个人效益。
《一体》：信理部对一夫一妻制的歌颂
信理部新近一份文件的目标与此大致相同，即：将基督徒婚姻观作为社会最真实的人性基础予以推广。于2025年11月25日发布的文件《一体》又称“关于婚姻作为排他性结合与相互归属价值的教义说明”。然而，作为梵蒂冈文件，其论述方式颇为罕见，对它的充分理解需要具备适当的背景知识。
那些期待该文件对婚姻进行全面论述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教会训导已就当今西方文化中最具争议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特别是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与向生育的开放性[5]。基督徒婚姻的排他性，即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认为一夫一妻制仍会在未来继续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的看法未免有些天真。这个问题不仅长期以来为传教活动带来了困境，而且至今仍是教会在非洲许多地区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此外，随着同性婚姻在多个西方国家得到合法化，某些视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为压迫性结构的批评者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制度，例如“多重伴侣关系”（poliamoria） [6]。拥有悠久一夫多妻制传统的穆斯林群体正在欧洲日益壮大，这可能会使该议题在未来更加难以回避。
如果诚实且仔细地观察、审视西方文化的现状，就不能将一夫多妻制视为一个仅存在于非洲的问题。雷格纳斯（Regnerus）等学者以新发明的“连续一夫一妻制 (monogamia seriale)”这一讽刺性表达形式来描述当今西方普遍存在的、以高离婚率和短暂同居为特征的关系模式。此外，为实现生育目的而采用的代孕行为实际上也在婚姻中引入了第三者，但分娩女性并不会得到妻子应享有的任何权利和保障。一夫多妻制社会的拥护者可能因此而辩称，与西方的新标准相比，他们的传统更能保障所有相关方的安定与权益。
《一体》既没有直接答案，也没有以统一的论证策略来支持一夫一妻制，而是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价值在于刻意拓展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在文件序言中，圣座信理部部长（Víctor Manuel Fernández）枢机将《一体》称为一幅“马赛克”画作，因为它是一部广采众源的文集。这些丰富的资料有时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关联并带来某些解读的挑战。鉴于当代世界的文化复杂性，该文件的目的并非界定教义本身，而是提供路径和工具。
该文件除了圣经引用和经典神学来源（包括教父、博纳文都拉[Bonaventura]、多玛斯·阿奎那[Tommaso d’Aquino]和亚尔风索[Alfonso Maria de’ Liguori]），还广泛综合了迪特里希和爱丽丝·冯·希尔德布兰德（Dietrich e Alice von Hildebrand）夫妇的思想，描述了雅克和莱莎·马里旦（Jacques e Raïssa Maritain）的关系，并对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著述进行了深入思考，包括其宗座训导及其青年时期作为哲学家和牧者的著述。
在《一体》中提及的各种婚姻观中，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位格主义（personalismo）。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该说明文件的核心主题正是两个人的结合。事实上，一夫一妻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最低限度以至法律意义上的承诺，例如承诺不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然而，正如若望·保禄二世所理解的那样，天主教神学由于始终将婚姻当作一件圣事——即在世间彰显天主救赎之举的标志，而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契约的结合。夫妻双方受召在婚姻生活中活出基督对教会的挚爱，而不是将婚姻作为单纯的履行义务（参见弗五21-33）。
然而，这里也显现出官方文件本身所能达到的局限。如果说比较容易做到的是界定哪些行为构成对一夫一妻制的违背，那么相形之下具体指出何为圆满而富有成果的结合则困难得多。正如《一体》多次指出的那样，每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意味着每对伴侣都与众不同，更意味着每段关系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动态——当两人共同面对生活、相互回应时，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持续的给予与接受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的角色可以互换。男女之间存在差异，所谓无性别的“人类个体”只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可能留在某些哲学家的头脑中，却绝不会在现实中存在。此外，《创世纪》所揭示的性别差异是美好的，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
《一体》的观点既具体又灵活，威尔科克斯的研究与其不谋而合。这些研究表明，当男女具有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美德时——例如，男性能够“保障物质稳定并提供保护”——夫妻往往更幸福，但前提是这些角色保持足够的灵活性。除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外，男性如今还被要求积极参与家庭生活，夫妻双方都应同样致力于追求家庭共同福祉[7]。
自然且人性化的结合
威尔科克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社会以及美国现实中多样化的社会群体，而雷格纳斯所采取的则是一种全球视角。雷格纳斯的著作《基督徒婚姻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arriage）结合了全球范围的调查与七个不同国家的深入研究，但最终发现各地都存在类似的趋势[8]。全球消费文化使年轻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将婚姻视为成功事业的“点睛之笔”，而不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基石”，并由此而导致结婚年龄不断推迟、对未来配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对整体婚姻制度的日益漠视，也造成了极其棘手的社会后果。
“《一体》确认婚姻具有明确的结构，这种结构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
尽管如此，令人惊喜的是，尽管来自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压力，婚姻制度仍然继续存在。可见，对婚姻的向往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之中。耶稣的教导将其视为根植于天主的创造计划（参见玛19:8）；而用哲学术语来说，这属于自然法则。除了民间文化传说，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证实了教会的传统教导。婚前同居会增加日后离婚的风险，而离婚对子女的伤害尤为严重[9]。比利时性学家哈戈特（Hargot）指出，对传统基督徒性伦理的拒绝并未带来真正的性“解放”，反而导致了新规范和期望的暗中钳制：在随处可见的色情内容和社交媒体压力的助长之下，这些规范和期望将青少年乃至成年人困在焦虑与孤立的迷宫之中[10]。与之相比：基督徒婚姻观是最人性化的抉择。
此外，《一体》还以独特的方式强调指出：婚姻具有明确的结构，这种结构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文件除了引用天主教和东正教神学家的观点外，还引用了多位诗人的诗句，甚至包括印度教圣典。然而，我们不应将超出文件范围的意图强加于《一体》：这既不涉及文学解读——例如，并不能明显看出所有被引用的诗人都特别关注一夫一妻制——更不是对印度教教义的阐释。这些引文旨在表明，追求一夫一妻制的动力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它能创造出极致的美妙。
该文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展示一夫一妻制不是对我们本性的钳制，而是通往人类圆满实现的道路。 《一体》致力于阐明婚姻如何成为位格的共融——此处读者会再次感受到若望·保禄二世的影响——它既不抹杀也不贬损参与其中的个体，反而使他们得以更充分地实现自我[11]。遵循《创世纪》第二章的叙述，《一体》将人视为一种社会性存在，而处于孤立的人既不完整也不可能自我实现。
婚姻在正义与自我奉献的逻辑中
该文件中自然不乏支持一夫一妻制的论据以及一夫多妻制必须被视为一种不公的理由。一男多女的结合产生不对称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即使被卷入这种关系的性别和人数倍增，但竞争、对抗和不平等的动态总会存在[12]。
《一体》简要回顾了《旧约》中所记述的一夫多妻制，但仅限于指出其最显著特征，即：族长们的一夫多妻制总是伴随着冲突与关系的破裂[13]。哈加尔与亚巴郎的关系导致其与撒辣的敌对实属必然；雅各伯的众多妻子源于拉班的欺骗；撒罗满因沉溺于公主与妃嫔的奢靡生活而最终陷入偶像崇拜，亦导致了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古代近东文化（包括流亡前的以色列在内）似乎容忍一夫多妻制，认为它比连续一夫一妻制更公平——因为离婚在那种环境中可能意味着抛弃无法自给自足的 妇女和儿童[14]，但《旧约》绝不能被视为一部支持一夫多妻制的文本。
尽管在一部如此复杂的文件中难以确定唯一的焦点，但《一体》所提出的神学视野实质上以新约中的自我奉献行动为核心。耶稣的爱是直至终结的牺牲，这种爱是所有爱的典范，正是这种爱使基督徒婚姻中彼此奉献的行为成为圣事。在最深层意义上，给予与接受共同构成婚姻的本质[15]。
该文件的明确意图正是为了唤起对这种结合的关注。以往的圣座训导主要着眼于婚姻的某些特征——不可拆散性与生育导向性——而《一体》则邀请我们审视结合本身。当然，上述特征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蕴含于婚姻结合的奉献本质之中。一种临时性或附带条件的契约无法促成真正的结合，因为它不会对配偶的将来做出承诺，包括未来可能带来的机遇与不确定性。另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从位格主义角度阐释了婚姻的生育目的：若是剥夺配偶创造生命的权利——这在基督徒视角中也意味着参与造物主的工程——那么自我奉献就不完全，夫妻间的共融也不圆满。倘若没有全然的自我奉献与全然地接纳对方，二人之间的结合便会破裂，而沦为一种利益或欢愉的交换。
尽管《一体》并未明确论及基督徒婚姻的某些方面，但其功绩之一在于从婚姻结合的核心出发，为理解这一圣事的所有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
对希望与信心的召唤
当然，假若基督徒婚姻的美好在各地都显而易见且广受认可，这份文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全世界的结婚人数正在下降[16]。婚姻制度在民法和流行文化中的意义日益削弱，再加上消费主义价值观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导致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普遍漠然态度。然而，我们必须避免将这种漠视归咎于婚姻制度本身的缺陷。
当前局势最令人唏嘘的嘲讽之一在于，上世纪的教宗们关于背离天主教婚姻教义后果的警示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具有先知性[17]。离婚已不再是近乎特殊或极端的个案，而避孕方法的普及更加助长了对男女双方的物化。教会教义未被聆听，这虽然令人痛惜，但是，我们不能断言它已经失败。
相反，我们或许不应止步于哀叹，而是重新燃起对天主教婚姻观的智慧与美妙的信心，以这种信心来回应种种批评。这正是《一体》的深刻意义所在。我们不应因其中大量关于哲学、神学和文化的引文而分散注意力，从而忽略其核心要义：所有这些资料都旨在表明基督徒婚姻观如何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与文化的精华。《一体》旨在强化人们对所受教导的信心，并为传播这种教导提供工具。
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揭示的时代征兆应能进一步坚定这种信心，虽然这些研究同时也会凸显当今宣讲基督的信息以及支持努力践行此信息的夫妇所面临的困难。威尔科克斯指出：“婚姻制度在组织家庭生活、促进人类福祉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婚姻将父母与子女联系在一起；稳定成年人的情感关系和儿童的家庭生活；弥合男女之间的性别差距；赋予女性和男性（尤其是后者）的生活以更深刻的意义、方向和团结互爱；而且最重要的是，婚姻为生育和教育子女提供理想的环境”[18]。
教会进一步指出，基督徒婚姻是通往天主的道路。教会将婚姻定义为圣事，确认缔结这种结合即参与耶稣的生命、死亡与复活。圣事并未必改变已婚夫妇的日常活动，但却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在天主面前许下誓言时，夫妻间的相互奉献便成为献给天主的敬礼。此外，每件圣事都是天主之爱的标志，正因如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了其传教意义。《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 ，简称LG）以强烈的先知性力量描述了这一使命：“基督徒家庭……以其榜样和见证来反驳罪恶的世界，并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看到光明”（LG 35）。因此，对婚姻的承诺既是一种对传教工作的承诺，也是夫妻彼此之间以及对世界所承担的传教使命。
基督的召唤，归根结底是要我们做世上的光，不被世俗同化（参见玛五14-16）。《一体》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教会关于婚姻的教导在各个层面上映射着天主的爱——一种奉献和孕育的爱。文件以这样一对夫妇的形象止笔：他们的爱如陈年佳酿，在恒久的忠贞中不断展现新的深度。如今，夫妻在婚姻圣事中的结合仍一如既往，始终映射出恒久常新的美妙。
- 参见B. Wilcox, »Don’t Buy the Soulmate Myth: Romance Is Not Enough to Forge a Stable and Happy Marriag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lifestyle/
relationships/dont-buy-the-soulmate-myth-563d4a6c)，2024年2月9日。 ↑ - Codice di diritto canonico (1983), can. 1055, §1. ↑
- Tommaso d’Aquino, s., Summa contra Gentiles, III, cap. 123, n. 6. ↑
- 参见B. Wilcox, Get Married: Why Americans Must Defy the Elites, Forge Strong Families, and Save Civilization,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24, XIV. ↑
- 参见Dicastero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 «Una caro. Elogio della monogamia. Nota dottrinale sul valore del matrimonio come unione esclusiva e appartenenza reciproca»，2025年11月25日，第5条（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ddf_doc_20251125_una-caro_it.html）。 ↑
- 去年，柏林一位新教女牧师宣布为四名男子举行了“一夫多妻制婚礼”：参见L. Wiegelmann, » “Was soll Gott dagegen haben?”. Berliner Pfarrerin traut vier Männer in “Polyhochzeit” , « in Neue Osnabrücker Zeitung (www.oz-online.de/artikel/1603828/Was-soll-Gott-dagegen-haben-Berliner-Pfarrerin-traut-vier-Maenner-in-Polyhochzeit)，2025年11月2日。 ↑
- 参见B. Wilcox, Get Married…, cit., 149-172. ↑
- 参见M. Regnerus,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arri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 参见同上，第141-145页；第151页。根据雷格纳斯的分析，“即使父母一方的死亡也远不如离婚具有决定性影响”（同上，第177页）。 ↑
- 参见Th. Hargot, Una gioventù sessualmente liberata (o quasi), Milano, Sonzogno, 2017, cap. 1. ↑
- 参见Una caro, nn. 96-101; 以及nn. 92; 123; 130. ↑
- 参见同上，第83页。 ↑
- 参见同上，第11页。 ↑
- 参见A. Tosato, Il matrimonio israelitico: una teoria generale, Roma,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1982, 172-191. ↑
- 参见Una caro, nn. 117-118. ↑
- 参见M. Regnerus,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arriage…, cit., 11-14. ↑
- 在良十三世的通谕《天主智能的奥秘》（Arcanum divinae sapientiae，1880年）之外，还有庇护十一世的通谕《圣洁婚姻》（Casti connubii，1930年）和保禄六世的通谕《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1968年）。 ↑
- B. Wilcox, Get Married…, cit., XIX. ↑
